荐书丨李运富：异体字研究也要重视“用”

“异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有“改易殊体”“文字异形”的说法，所谓“殊体”“异形”跟“异体”一样，都是泛指文字的形体不同，包括历时的差异和共时的差异，也包括外部书写形态的差异和内部理据结构的差异。

异体字的产生并不全是无意识的分头重造或书写变异，其中很多是特意构造或改写的，是有明确使用目的的。而且无论是无意产生还是有意产生，异体字一旦产生，就有选择使用的问题。如果异体字“完全同音同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换”，那就没有必要特意构造或改写出异体字，无意识产生的异体字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多余的形体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然而，实际上异体字的数量远比正体字多，而且跟汉字的历史相伴，即使在现代严格规范的情况下，也无法完全避免异体字的出现。可见异体字的问题，不完全是形体和结构的问题，也是一个用字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尊重事实，研究事实，解释事实，不得不从使用者的角度，考察长期大量存在的异体字的使用心理和使用效果。我们不仅要研究异体字的“形”和“构”，还得研究异体字的“用”，有时候甚至重点不在研究“形”“构”的“异”，而在“用”的“同”及“同中之异”。

异体字的记词对象虽然相同，但在具体语境中为什么选用这个字形而不选用其他字形，不同字形在表达功能上也许存在“同中之异”的可能，这都需要从社会用字规范、个人用字习惯、文本表达意图等多方面分析。就异构字而言，有的表义构件的不同可能显示用字者对所记语词意义的关注点不同（如“绔”与“袴”），有的示音构件的不同可能显示用字者的方音特点或时代音变的影响（如“逮”与“迨”），有的构意组合不同可能被用字者赋予了特殊含义（如“囻”与“国”），有的构件重迭可能被用来强化某方面的追求（如取名用“淼”“喆”不用“渺”“哲”），有的可能利用构件的增繁以防止笔画简单的字被轻易篡改（如数字“弌”与“一”），等等。就异写字而言，有的利用笔画的增减表示避讳（如清代“玄”字减点避“玄烨”讳，太平天国姓王的“王”上面加三点避国王讳），有的利用外形的变异表示特殊含义（如倒写“福”字表示“福到”义，大写“酒”字的三点水旁表示酒里掺水太多），有的利用字形的变异表达书法的追求（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帖》二十个“之”字无一同形）。就异体字的繁简而言，选用繁或简可能体现用字者追求繁朴之美或简易之便的心理（如“繖”与“伞”）；就异体字的古今而言，选用古或今也许体现用字者的崇古或重今的意识（如“仌”与“冰”）。凡此等等，如果是用字者的有意选择，就不能够任意“替换”，特别是一些专名用字，如果换成异体字组中的另一个字形，也许就会被误解为另一个人、另一个地。因此，研究异体字既要注意形体之异，也要注意记录同词项的用字之别；既要有共时的观念，也要有历时的眼光。事实上，异体字的形成大都是历时的，异体字的解读困难也大都是历时的，只有选用才是共时的。因此，过于强调异体字的“共时性”和“互换性”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异体字的实际存在情况。

研究异体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说明别人是如何使用的。一组字形能否构成异体字关系，主要根据文献使用的情况来判定。文献中的每次使用都只能出现一个形体，研究异体字组必须将不同语境中功能相同的不同字形联系起来才行，于是，就有了大型字书中异体字的沟通和专门搜集整理异体字的字典，于是，字书中的异体字也成为异体字研究的重要对象。

明代张自烈的《正字通》就是一部收录了大量异体字，并对异体字进行了训释和沟通的大型字书。对此书的异体字及其训释材料进行总结、分析，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张青松的博士学位论文《〈正字通〉异体字研究》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

我和青松有一段师生缘分。2012年下半年，青松随我做访问学者。访学期间，他除了完成结业论文《〈辞源〉字际关系用语研究》外，还坚持听我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汉字学，积极参加每周的研究生论坛活动，给我留下勤奋好学的深刻印象。

翻看《〈正字通〉异体字研究》书稿，果然文如其人，规规矩矩，有板有眼，一丝不苟。书稿在对《正字通》进行文献校理和辞书学评介的基础上，主要围绕“异体字”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全面介绍《正字通》异体字训释的术语系统与内容；二、运用汉字构形学理论对《正字通》所沟通的异体字进行构形分析；三、阐述《正字通》异体字训释成果的价值；四、探讨《正字通》异体字训释的缺失表现及其原因。可见，该书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研究异体字的，力求体现《正字通》编者张自烈的异体字观念及其对异体字的处理，因此，重点在对《正字通》异体字训释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与客观评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以汉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以及辞书学等理论为指导，尽可能广泛地参考现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张涌泉先生俗字研究与杨宝忠先生疑难字研究的成果。作者也对《正字通》中的一些疑难字进行了考释，有自己的创见。这些都为客观公正地评价《正字通》异体字训释材料的得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以学史研究为主、以学理研究为辅的写法是可取的。其成果有助于异体字专题理论的深化，也值得汉字发展史和汉字学史的研究者参考。

该书还对《汉语大字典》引用《正字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这在学术价值之外，也显示出该书的应用价值。

该书对异体字材料的分析疏证是很见功力的，对张自烈的成就和失误的评价也是客观的。但如前文所论，字书异体字实际上是文献异体字的汇集和沟通，如果研究字书异体字能够克服从字书到字书的局限，更多地结合文献实例，在构形分析的同时，也注意考察具体语境中异体字选用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则可能会有更多发现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