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大院：生活在时代陈迹上

撰稿丨周子奕 张童欣 汪咏欣
排版丨林册

六十年前，国家富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能望到一片林立的烟囱。四十年前，繁荣复兴是在中国经济市场上，能看到两只会抓耗子的猫。

时代洪流，滔滔逝水。于是同一片土地上，猫的利爪挠倒了曾经象征繁荣富强的烟囱。烟囱倒塌的时候，崩塌的土石砸向四周，引起大地一阵颤动。

颤动处，是曾经依靠这些烟囱生活的，几十、几百、几千甚至更多户人家。

1975 年，程怀军从部队退伍，转业到石家庄纺织机械厂，成为一名工人。

“本来是给分配到银行的，不愿意，找人托了关系才分到机械厂。”程怀军的女儿程云多年后再度谈起这段经历，似乎有些感慨天意弄人，“现在看来银行不比工厂好多了呀，那时候可不是。”

在当时，能够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一种光荣与幸运。工厂高耸烟囱喷出的烟雾，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贴着精神进步、收入稳定、，在轮廓里进进出出。

那是一个集体主义大盛的年代。在老一辈眼里，它几乎可以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比肩。，，，乐于做一颗坚守岗位的螺丝钉。

没有什么比流水作业、坚守程序的工厂更能展现螺丝钉式集体主义与奉献精神的精髓。五年计划伊始，国家工业建设起步。大量国营工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弹疮尚未痊愈的中国大地上。

1956 年，北京化工四厂建于城内西四，于64年与家属院一起迁址至北京房山；工厂最早的生产物有金属钠等无机物，作军用。

1957 年，石家庄当局在苏联的援助下，历时六年，或改造或新建，建立起棉一至棉七七座纺织工厂，确立了棉纺织工业作为未来几十年河北省重要产值来源之一的地位。

1970 年，从前的“张家洼工程指挥部”、现名鲁中矿的大型铁矿在山东开工建设。参与建设的除了来自辽宁、山东的职工，还有从上海调来的技术人员。

与张家洼工程指挥部的职工来源构成类似，许多国营企业的工人都来自五湖四海。由于实行工作分配制，很多学生毕业后即被分配到陌生的城市，或在工作期间突然被调往他方。在那个年代，这被称为：“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

为了安置不断增加的外来职工及其家属，使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工作，国营企业展开了家属院、生活区的建设，在厂房附近建起一排排民房，并配有食堂、医院、学校、粮油店、澡堂等公共设施。

据鲁中矿小学校长张建华回忆，当时兴建的张家洼家属院，四层的楼房独立成栋整齐排布，每户大约四十平米一室一厅的结构，是当时最为“时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这里，人们能买到城里买不到的上海货，职工的孩子可以从幼儿园起就地入学，一直读到高中，职高。

那时技术不够先进，防范意识也不足，常年下井的工人们普遍患有矽肺病，张家洼在全市首设与之相关的专门科室为工人治疗，治疗水平属于全市顶尖。若是工人在工龄期间因工伤病，无法工作而被迫退休，厂里也会照样配给粮票、生活用品和退休补贴，保证工人及家人安稳度日。工人们可以在职工俱乐部享受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在名叫温馨园的小公园里散步休憩，闲话家常。

这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匮乏的物质环境中，人们在集体里获得价值和归属。

北化四同样洋溢着集体主义的暖意。以前的工资不高，但厂内福利很多，每次发鱼，整个楼道里都飘满鱼腥味。此外厂内每周还会举办舞会，即便在没有舞会的时间里，和管钥匙的关系好的人也会偷偷要来钥匙，和舍友带着舞伴去跳舞。一个九九年离厂的人感叹，直到现在，在化四呆过的日子都是他印象里生活质量最高的日子。

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化四院北的小白楼承载了新入厂的大学生们最鲜活的记忆。他们住在白楼的六人间宿舍里，随工龄增长可迁至南边的二人间宿舍，再到后来才建起的西南侧的单间。

按工龄分配是国企生活区最常见的住房分配方式，随着工龄增长，老职工可获得更优越的住房条件。在程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关键词是“搬家”。每次搬家，父母都招呼来一大帮同事，热火朝天，“搬完了在家里请一顿饭就行”。

程云的住房记忆始于“孩儿妈妈房”。如今将这个口语化的名词放入搜索引擎中，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丝踪迹。但据程云和程怀军描述，这种住房情况在工厂生活区中并不罕见。

“孩儿妈妈房”是工厂为丈夫在外地工作、独自抚育子女的女性职工设立的住房。由于实行工作分配制，夫妻分处两地工作的情况十分常见。为方便起见，也为节约住房空间，工厂将这类人群统一安置，其功能类似单身宿舍。

蜗居生活持续到程怀军退伍归来，一家人迁至一处临时安置房中。直到一排新的房屋建起，程云才随父母搬去新家。

在新家居住没多久，棉三生活区建起第一批楼房——四层小楼，土黄色，砖纹裸露在外。这排楼房至今仍灰扑扑又非常顽固地伫立在原地。程云家分配到一套位于顶层的单元房。但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无法承受上下楼的劳累，于是与另一户人家商量互换住房。于是程云一家从平房搬去另一处平房。

程云把那里称为“ 24 排”，这是她记忆最丰富的地方，对于自己“搬家”经历的叙述也随之变得生动。能干的父母亲自动手，将小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后院里种着无花果树，丝瓜藤爬满支架，洒下满地碎阴。父亲站在小院里，一遍一遍教她骑带横梁的二八自行车。

这时，程云念高中。她的童年和少年就此结束。由于经常搬家，很多旧物都没能留下。留下的那部分里，有一沓黑白照片，是上世纪照相馆洗出的磨砂手感。其中一张中，程云坐在草地上，侧对镜头，一缕发丝拂在年轻秀气的笑靥上。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个如今看起来有些可笑的例句，可说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写照。但是，当它出现在 1998 年、出现在《新华字典》中的时候，似乎在某种层面上暗示着，被格外强调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官方价值观，在经济变革的冲击下，已经开始摇摇欲塌。

1984 年十二届明确提出：增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要求企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1993 年十四届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在 100 家国有企业展开试点。

1997 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

政策一浪接一浪地推进，预示着这个刚刚走过浩劫与动荡的国家即将面临一场重大变革，每个人都站在风口浪尖上，被时代的暴风雨打湿衣襟。

生活悄然生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建起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个“小社会”，尤其那些大型企业、远离城市的军工企业和采矿等资源型企业，从学校、、法庭一应俱全，还要自我进行产业配套。这也促使它们逐渐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国有企业典型特征。

改革开放后，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国企迎来不可避免的改革浪潮。由于国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对较重，致使其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运行效率，也无法与民企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至 1997 年，全国工业企业连续三年利润下降、亏损上升，部分产业出现全行业亏损，下岗职工累计约千万。将为企业带来负担的社会职能从国企职能中剥离，成为改革大方向和必然的趋势。

市场化很快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伴随一代人成长的大公有制悄然瓦解。老工厂被承包，鲁中矿业与中国五矿重组，成为“鲁中冶金矿业集团公司”；医院等公共设施开始以新的方式运营，生活区也发生了变化。

改变首先体现在住房上。新政策下，工厂职工可以支付较低价格，向工厂购买正在居住的住房，并获得完整产权。1984 年，程云家已经搬入目前居住的楼房，以每平米 160 元的价格将其购买。程云一家是石家庄市较早一批从工厂手中购买住房的家庭，随后的几年内，各国营企业逐步完成住房产权的转移，且价格逐年走高。

管理机构也在不同以往。化四小区，被老职工们习惯性地按旧名称为北宿舍，最初是在工厂迁址至房山 7 年后建立的。而后为便于管理，工厂成立了化四行政科下属的家委会。2003 年，家委会改为居委会。两年后，北化四工人陈林峰以一年工龄折 4300 元、总计十一万的价格被“买断离厂”，承接工厂的后勤部分，成为居委会主任。前后几年间，大部分国企通过类似方式，完成社会职能的剥离。

市场经济全速推进，中国这个体型庞大的经济体进入日新月异的发展期。有远见敢闯荡的人纷纷下海，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刚兴起不久的“万元户”很快沾满历史尘埃；土地成为资本，鳞次栉比的商品房越盖越高，将老厂区原本引以为傲的旧楼四面包围；1998 年春晚上，黄宏喊出“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口号。

与此同时，国家迈出淘汰落后产能的第一步。1981 年和 1989 年，；1998-1999 年，206 万棉纺锭被淘汰；2005 年，、煤炭、建材、纺织等 11 个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正是曾经在国民经济中叱咤风云的老国企。

被淘汰的企业走入历史，留下的人则必须从沉沙中走出，谋求新的生路。北化四职工回忆，下岗潮中，许多双职工夫妇北上鄂尔多斯，试图在新兴资源型城市中继续从事自己早已从事多年的工作。他们的户口仍然留在原址，家属区的旧楼房等待他们带着更高的收入归来。

其余人的去向五花八门，老同志退休的比较多，但内退买断的政策到现在仍未出台。“现有的工人一个月给你一点钱，你就在外面想干什么干什么。”他细数着当年的滴滴点点，露出些许回忆神情，“我知道的瓯子、阳丽什么的，现在去一家幼儿园当幼师去了。也有‘趴活’的，就是这种拉滴滴。”

1998 年，一首《从头再来》唱彻大江南北。“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许多人在刘欢的歌声里背起行囊远赴他乡，搏一个从头再来。而那些曾经盛放酸甜苦辣的老房子，将经受摧折，停在时间风雨里。

“小区处繁华热闹地段，交通方便，周围建筑设备齐全。交通方便、快捷，拥有先天的自然环境和便利的生活配套，积极倡导品位优雅的健康生活观。小区内部环境整洁干净，各种建筑设备齐全，绿化面积大，居住安宁舒适，物业管理安全放心……”

化四小区的百度搜索结果几乎都是房屋交易信息。据网页，它的市场价在每平米四千元到两万元不等。但住在这里的老职工却说，“我估计啊，这小区保不住。再过三年五年，我们这都搬走了，国家还争着这块地呢。”

“估计他妈的都到不了三年五年。”

北宿舍前即将通车的轻轨，一直是房地产商在化四小区的谈判筹码，也只有在谈到房价上涨时，一直在冷冷笑着说“小区就这凑性，没发展”的大妈们才终于没有反驳。但听到这里，七五年入厂的蒋建国突然凑近过来，提高了声音说——“现在有意见就是修这玩意，他妈花多少个亿啊，你在地下跑不行啊，还非得在上面跑？”

或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通往城中心最快的道路。在老人看来，这条轻轨横穿了小院的两栋小白楼，而轻轨的建设带给他的更是原本宁静的午后带来了无休止的噪音。因为轻轨的修建，北宿舍包括白楼在内的四栋楼都被拆除了。现在从院内向外看，小院没有大门，直对着施工地和它落下的一地碎石。

北宿舍就这么冲着轻轨的施工地赤裸裸地躺着，像个已然被攻溃的城。

让院内显得荒芜的除了北侧的工地，还有南侧早已停办的幼儿园。幼儿园楼前的游乐设施早已被拆除，楼房的二三层也成了居委会的其中一个办公点。不久前楼房年头久了漏水，位于一层的幼儿园小班教室便一直淌在一滩浅浅的水里。

“幼儿园不为啥关，就是因为没人，人越来越少了。”由于小院四栋楼被拆除，市场化后，原来四家或两家一套的房子又改成了一人一套，而改革后，学校医务室之类场所都需要片区达到一定人口数目才能办。化四的幼儿园只好关停。

小院里人少，住在院子里的人也走向迟暮。“一晃就一年。”仍守这“城的遗迹”的老人抬头望一眼苍白的日头，慢悠悠说。

工厂生活区的日子在国企衰落的叹息中一天天继续。国企改制或破产后，原本属企业自主管理的小区进入物业“三不管”地带。由于企业经济经济效益差甚至常年亏损，相关人员的不作为，市场化外包的后勤管理缺位。很多生活区失去企业的庇护，又未能建立起现代物业管理模式，从而进入无人问津的状态。

在棉三工厂的生活区，乱象随处可见。小广告的贴纸和印章重重叠叠，爬满楼道墙壁；楼门口的公共用地上堆着建筑垃圾；私自搭建的小房里开起快餐馆，中午和晚间的就餐高峰时，来自附近学校的高中生堵满路口；待到食客离去，餐馆打烊，留下一地横流的污水和餐厨垃圾——这些垃圾经常无人清理，常常在垃圾桶旁堆成一座圆锥状小山，半径和高度还在不断扩展。

“没人管了，厂子都不行了谁出钱管。”程怀军回忆起从前，“以前都是厂里工人打扫，那都是把厂子当自己家的，现在不行了，没人负责任。”

住在这里的人似乎已经对堆积如山的垃圾习以为常，提及此事，也只是简单的两三句牢骚。这是一片被遗忘的枯地，期待改变毫无意义，人们能做的只有维持现状。

除了卫生环境令人堪忧，由国企宿舍转变成的小区在社区服务上也存在难以忽视的问题。

前些天，化四小区楼道里的灯坏了，但小区里维修系统并不方便，九一年入厂的刘冬老人只得自己买来灯泡安装，装上后才发现应该是灯座坏了，老人再去买来灯座，又请人换上。“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啊，自己爬上去，”他皱皱眉，手在半空比划着，“但现在半身不遂了，我上不去啊我。”

“居委会管啥啊，啥也不管。但他们也是没钱呐，真的。”在刘老看来，其实居委会也是无奈的一方。对于生活的诸多不便，相比居委会而言，小院里的人似乎更多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工厂的没落。

化四工厂已停产三年，现归燕山石化。原来厂子门前挂的“北京化工四厂”的牌，也早被拆除。

“厂子都没了。”大妈无奈笑笑。

“是啊，厂子都没了。”大爷叹了口气说。

改变在步履蹒跚地进行。

2007 年，石家庄市棉纺二厂部分生活区，以 12.5 亿的总投资被改造为集居住、工作、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复合建筑群，华灯不熄。原居民则获得补偿款，迁入新居。

七八年前，棉三进行部分拆迁改造，将原医院及部分居民楼拆除，建起两栋高层，此后便再无动静。与新高层一墙之隔，是一排早年建造的平房，一些老退休工人仍住在此处。

程怀军站在一间平房门口，砰砰砰地敲门，亮着嗓门喊了几声“老李”，无人应答。老李是当年与程怀军的妻子同一车间的工人，今已退休多年，一直在这间平房居住。“这都是退休的老同志在住，或租给外地来打工的。”程怀军介绍，这样的平房共有四排，大部分改为车棚、车库及居委会办公室，少数仍有人居。

这里被媒体称为“一环内待开发的净地”，只是不知这开发要待到何时。面对拆迁改造的传言，居民也被时间消磨得从一开始谈起时的满怀期待变得无动于衷。

相比之下，鲁中矿的改造似乎相对顺利。张建华的儿子目前在归属市教育局管辖的鲁中矿高中读书，为高考做最后的冲刺。原住房正在准备拆迁，他卖了家里十来年前买的房子付了剩下面积的房价，一家人暂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张建华谈起了新拆迁房的购买制度。普通职工分到的房子大多八九十平米，是几座中高层建筑。而职称较高的工作人员则优先选择位于另一区域的高楼上，二百多平米到一百四十平米不等的房子。原住房的四五十平米可以相抵，不必额外付费。除去原先的住房面积，其余面积也以低于市场价一千元左右的价格向员工出售。

“现在新楼已经盖好，马上就可以搬新家了。”张建华的语气里有一丝激动和期待。

但是，当在网页中搜索“鲁中矿”、“改造”等关键词时，反对的声音同样高涨。天涯论坛 2015 年发表的一篇帖子中，楼主以严厉的措辞指出改造区新房存在新房尚未竣工即令住户回迁、路面不平、单元安保措施不到位、回迁无序等问题，并将问题源头直指棚改办。“就像有人在楼顶上向楼下撒钱一样，引起人群的混乱，现在我们的棚改不就是社区棚改办在向参与棚改的住户撒钱吗？”

该楼主表示“装修进料时的争争吵吵刚刚平息，搬迁时又要经历一场战争似的疯抢”，看来纠纷贯穿着拆迁改造的始末。而此类争执帖的发帖时间可以追溯到2013年，即鲁中矿一期棚改开始的时期。

尽管矛盾层出不穷，但这已是国企宿舍唯一的出路。无论如何，封闭的“小社会”都将走入穷途，被公民式社会所吸纳。居委会主任津津乐道的“ 15 分钟生活圈”仍然被诸多居民抱怨不方便，老住户老去或搬离，新租户迁入，新的社会结构在这里形成。漫长的闲暇时间里，相熟的老职工们聚在一起，搓着麻砸着棋子，念叨那个同时承载着青春与沧桑的黄金时代。

“少抽点烟！” 

老头絮絮叨叨的抱怨被一旁的老太太打断。他抬抬手里的烟，以一种敷衍的口气对她说：“啊，少抽点烟，对。” 而后又想努力显出自己的快活似的，笑着添上一句：“多抽点死得快点！”

许多老人不避讳谈死，被遗忘的地方也不忌提起衰落。国企宿舍以各种方式走向现代与开放，也走向混乱和消亡。这里高门大嗓喊出厂子里独有的老称谓，也呢喃着老一辈听不懂的新鲜语词；这里记录着曾经的辉煌荣光，也留存着荣光碎裂之后的一地斑驳；这里是旧年代，这里是新社会。它在无端洪流里，不知何时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白驹过隙。“转方式，调结构”成为新的口号，“供给侧改革”大跨步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下定决心治霾”、留住“ APEC 蓝”等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被提到明面，灰色穹顶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全民讨论。新一轮产业淘汰正在进行。

大多北方工业城市难逃冬日弥漫的雾霾。橙色红色预警刷遍朋友圈，全城戴着口罩，严阵以待。重污染工厂被多次勒令停工，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去产能指标年复一年地下达，老工厂却因低效益高排污而没有地方情愿接手，只得被困在原处，打成死结。

“这都停了一个多月了。办法？有什么办法，不让开工就发不了工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工人走出大门，摘下发黑的口罩。仿佛丝毫不介意空气的污浊，他深吸一口烟，吐出一片更加浓重的灰云。

程云儿时与同伴从附近糖果厂捡来的糖纸，仍然夹在某本旧书里；鲁中矿的老职工们凑成一堆打扑克，老奶奶笑着高呼一声“赢了”，身后是被岁月洗得斑驳的小楼；而在化四小区，一条轻轨横亘而过，很快将会有一趟趟列车，经此驰向模糊不清的未来。

时代的滚滚浪涛裹挟着大地上蜂拥而起的国企宿舍区，迅速地由辉煌兴旺走向破败衰颓，残破躯壳中，齿轮仍在吱嘎转动。身处其中的人很难得知下一波巨浪将在何处何时涌来，谁又会成为它的下一个目标。

故迹永远不会在时间里停伫。震荡、翻滚、淘汰乃至颠覆，还会到来。但如何让人在动荡中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是始终不变的命题。

文中人物为化名

参考资料：张希鼎《国有大中型企业子弟学校移交地方问题的研究——以亚洲第一大露天铜矿德兴铜矿子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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