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故人】方介堪在一九二五 方丹文 方广强 春风沾化雨 道范仰高山 林剑丹

　　方介堪（1901—1987），原名文渠，字溥如，后改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浙江泰顺人。著名书画篆刻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协名誉理事、中日兰亭书会名誉顾问。

方介堪在一九二五

■方丹文　方广强

　　1925年是父亲方介堪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一年父亲虚龄25岁，毅然拜别父母，告别乡亲，跟随与祖父友善的乡贤吕公文一起到文人荟萃、，从而开始腾飞，奔向辉煌。

　　这一年产生了几个对父亲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一、加入西泠印社 1925年年初，父亲在上海很不顺利，原想投考正规学校求学，但缴不起学费，又付不了食宿费用，只得放弃；后于路边摆摊刻字，以谋生计，又遭巡捕驱逐。不得已再随吕公去杭州。在杭州拜会了同乡前贤林公同庄。吕公是清末工科举人，殿试一等，授内阁中书，因不满清廷腐败，没有就任，仍在杭州从事交通水利工程。林公虽习工科，亦善书法、诗文，他对父亲早有所闻。一是1922年父亲曾受弘一法师的赞赏和破例约见，而弘一法师正是林公在上海南洋公学的同学，且弘一法师驻锡温州庆福寺又是林公所荐的；二是1923年父亲曾为林公治过“林印大同”“同庄大利”诸印。林公当时在杭州享有声誉，经林公介绍，初出茅庐的父亲结识了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叶舟等前辈。他们称赞父亲的作品，欣然接纳为西泠印社社员，公认了父亲金石篆刻的水平，并进一步提升了父亲金石篆刻的品位，扩大了他在书画界的影响。父亲作为早期社员，在嗣后的雅集和纪念活动中，均发挥了中坚作用。入社没几年，西泠印社编印的《现代篆刻》丛书九集，收明末以来著名篆刻家作品，其中第五集即为《方介堪印存》。，社长沙孟海特邀父亲，对他说：“老兄乃印学界权威，此次盛会，大家盼望高轩莅临，为湖山增辉。”晚年父亲又当选为西泠印社理事、副社长。

　　二、拜师赵叔孺 父亲游杭后又返上海，经吕公推荐，拜赵叔孺为师。赵先生门生不多，要求严格，其门生均能传其学艺。赵先生家学渊源，精金石书画，尤善画马，有“一骏黄金十笏”之称，其篆刻在沪上与吴昌硕齐名，为五大流派之一。由于家庭熏陶，乡土人文滋润，父亲生就艺术气质和勤勉性格，在故乡已奠定了金石篆刻的坚实基础，因而从赵先生学小学后见闻日广，交友日多，于篆刻、书法、国画、鉴别等方面，无不窥其堂奥，学艺益精。赵先生对父亲非常器重，凡有编著也由父亲协助。父亲从中深究校勘、考证，为以后著书立说创造了条件，两年后，连续出版了《古印文字别异》《古印辨伪》《玉篆楼读印记》《介堪论印》等论著。赵先生除在学术艺术上传道授业解惑外，在为人处世上对父亲也有深刻影响。，不攀附权贵，父亲亦如此。父亲一生中，求刻者不乏达官贵人，但从不傍依攀附，以艺谋取权利。师生心灵感应，抗日战争时赵师在沦陷区上海仙逝，闻耗前夕，父亲曾梦见赵先生提着箱子前来告别。

　　三、参与题襟馆末期活动 父亲初到上海居无定所，一个多月中搬过三次家。后应上海西泠印社经理吴幼潜之邀，任木版部主任，住公平路慎德里，每晚去宁波路渭水坊西泠印社处收取嘱刻印件。此处曾是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址。该会成立于清光绪年间，是上海第一个民间书画篆刻创作、鉴赏与经营书画篆刻作品的社团。该会1926年停止活动，此时已是末期了。但每晚仍聚集一些上海著名的书画篆刻家。父亲每晚去取件，虽非其中成员，也常常参与活动。在这里父亲结识了诸多前辈名流，并受到他们的关心和提携。副会长王一亭既是书画家，更是艺术活动家，最初父亲就是持了王公的介绍信拜谒海上各大家的。在拜谒会长吴昌硕时，曾得到吴公的称许和指点。在褚公德彝处，父亲得益甚多，一笔一画必有所本。褚公性行高洁，作品、人品均为父亲所仰，可谓“亚师”。在曾公农髯处被介绍获交其弟子张大千，以后成为莫逆，曾公还称父亲刻印“无一笔无来历”。其间又结识黄宾虹、童大年、易大庵、商言志、高时显、吴待秋、黄葆戉诸名家。黄葆戉先生在《玉人方介堪》文中称：“方君新从瓯江来，因知介堪擅刻玉。叔孺谓现代刻玉能手，无出其右者。当时吴缶庐、曾农髯、褚松窗诸先生交相称誉，海内钜人长德皆乐与之游。”正是因为参与了题襟馆末期活动，次年在其基础上创立的古欢今雨社中，父亲成为正式会员，并受知于经公亨颐。经公器重父亲的才华和为人，二人并成为忘年之交。此后父亲又与诸师友共同创建了蜜蜂画社，后在其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画会，父亲从而跻身于金石书画界名流之列。

　　四、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私立美术学院，刘海粟先生是创办人之一，1925年任该校校长，刘先生曾撰文称：“我在上海办美专的时候，蔡元培先生曾送我四个字‘闳约美深’……总想邀请全国闻名的学者来传授学问。”当时刘先生到处物色他所需要的青年篆刻教师，在题襟馆结识的诸闻韵先生推荐了父亲，但父亲初到上海，名不见经传，无处访觅，就向褚德彝公打听，，于是约定当年秋季上海美专开学时前去执教。刘先生思想开放，实行人体模特写生和男女同校学习的轰动一时的新制度，在用人上也不拘一格，不讲门第、地位，不讲资历、学历，唯真才实学是举。刘先生还因父亲住地离美专太远，在校内专辟一室供父亲住宿。从此父亲在上海生活就完全安定了。父亲晚年曾感叹地说：“海粟思贤若渴，于身地寒微如我者尚能如此，毋怪于美术教育成此大事业也。”当时上海美专荟集了文艺界名流，如潘天寿、叶恭绰，还有后来的张大千、郑曼青等，在这个艺术大熔炉里，父亲广交师友，广开见闻，学艺大进。凭借其功底与勤奋，父亲没有辜负海粟先生重望，在美专教学谆谆善诱，待学生平易亲和，深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在美专教学中，父亲编写的教材后来长盛不衰，成为初学者必读的范本。在美专任教期间，父亲曾营救过一些进步学生，也曾资助过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父亲后来又陆续被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国文艺学院聘请为书法篆刻教授。父亲在上海任教时的学生不少人皆成材闻名，、赵丹、童雪鸿、刘慎旃、戴学正、孙孟昭等。正是由于在上海美专教学的成就和声誉，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美术学院创办的全国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班的师资，院长潘天寿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在上海各校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为父亲后来遍植桃李、培育良材创造了条件。

　　事业的成功，一靠天赋，二靠勤奋，三靠机遇。有天赋不勤奋，不能成；只勤奋无天赋，亦难成；有天赋又勤奋，还得靠机遇。机遇等待有成之人，但机遇是稍纵即逝的，因而有成之人还要敢于抓住机遇、善于抓住机遇。1925年正是父亲敢于又善于抓住机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注：在戴老家祥的《篆刻艺术大师方介堪先生事略》及张如元的《方介堪先生年表简编（初稿）》两文中，均将父亲初次去上海的时间误为1926年，应是1925年春节后。另外，1916年是去鼎源钱庄当学徒，而不是咸康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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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沾化雨　道范仰高山

——怀念我敬爱的老师方介堪先生

■林剑丹

　　《古玉印汇》为介堪夫子早年精心之作，1931年问世。此书非仅为我国第—部战国秦汉玉印专集，且为传扬玉印精湛艺术贡献殊多。故书成之日，海上收藏家张鲁庵先生，亦介堪夫子同门，即称为不朽之作，欣喜万分，奔走相告，并习50余册分贻海内外同好。惜当时印数不多，至今70年未有重印，流传不广。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年未弱冠，尚未登夫子之门。一日，慕名斗胆携所刻印稿趋江心屿求教。夫子细为审视一过，以为未得门径，即慨将《古玉印汇》借我翻阅。我初得此书，虽一再翻阅，却不见其精妙何在，几天后即璧还。不久，又带印作请益，夫子看后，仍嘱我再看《古玉印汇》。此次再看，虽然不同于前日，乃将易看得懂者一一钩摹，并仿刻了若干，体会亦逐渐从浅入深，渐有心得。过二三个月后，才将此书呈还。其后，所刻渐有长进，时得先生赞许和鼓励，又承出示博物院所藏秦汉印谱和明清名家印谱拓本，并介绍各家特征长处，指示治印当以秦汉为宗之道理所在。

　　约一年后，我深感玉印文字精到严谨，清雅雍容，落落大方，为古代印章精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遂第三次主动提出借《古玉印汇》，从中深深体会玉印对介堪夫子中年以后治印影响与其篆刻艺术之所在。及所刻“鱼饮溪堂”“长相忆”“潇湘画楼”“究竟涅槃”诸鸟虫篆印章，皆渊源有自，决非近人直将图画当文字者可同日而语。此次一借，竟长达一年有余，因恐长久不归有碍师道尊严，始不得已而还。期间曾托亲友出差之便尽力觅购，竟不能得。1965年方师老友吕灵士先生临终之际，乃将所藏相赠，成全我志。三十年来，宝藏无似，偶一翻检，方、吕二师当日教诲之情犹在目前，催人奋进。

　　不久，我又结识了正在温州服兵役的韩振权，两人年纪相仿，意气相投，后来同时成为方先生的弟子，我们“天衡”“剑丹”的名字，就是拜师后先生为我们取的。

　　先生博学强记，在考古、文物鉴定等方面都很有成就。他经常同我讲述自己的经历、艺术心得，有时还说一些书画界掌故，使我获得不少知识。先生治印严谨，要求文字一笔一画都有来历,以此律己，也以此教人。对后辈谆谆善诱，常说：“搞艺术应取法乎上，治印须从汉印入手，然后上追秦汉，下窥浙皖等大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经常回忆自己的艺术道路供我们借鉴，反对学生死守老师那一套，认为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味求奇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方先生备受摧残。，先生的处境才开始好转，我和先生的另几个学生，如张如元、马亦钊、林淳生等，才又频繁地上门请教，玉篆楼又热闹起来。不久，在先生的帮助下，我调入先生所在的文物部门，张如元由其他专家推荐调入温师院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马亦钊调到温州大学，谢振瓯在全国美展连续获奖，韩天衡在上海担任国画院副院长，徐无闻主编《汉语大字典》字形表，胡天羽、陈树岗也都有长进。看到学生个个学有所用，成名成家，先生曾多次自豪地对来访者说自己门下出人才，国家得人才，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我跟从先生近三十年，先生笃友情、重然诺、轻名利、豪爽通达的为人，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记得他接到马一浮、沈尹默、白蕉等老前辈请他刻印的来信后，马上动手，还担心邮包慢，特地先寄信通知并附上钤片。经常对我说：“你们日后逢耆旧有什么索求，要即刻从命。老人年事高，一旦有三长两短，将为我们的终身憾事。”一些青年慕名来请教，他总是热情指导，有时还送给他们学习资料。

　　先生平时生活俭朴，可是对亲友甚至学生晚辈的救济却很慷慨。有时一笔稿费或版酬尚未到手，他就预计着借人，这个送一份，那个送一份，分得干干净净，还经常出现“赤字”。每逢此境，师母和子女们见惯了，却无怨言。先生自己还击节高吟“从未百金留二日，不知隔宿有余粮”的诗句，乐呵呵地笑个不停。这几年他卧疴，经济不宽余，还经常关心我的身体，逝世前不久特地让小女儿和张如元带给我几盒人参蜂王浆和数十元人民币，要我注意保养。

　　介堪先生名寿俱高，生前身后受党和国家的很大尊重和关怀，可以想象他临终时是带着十分满足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刊出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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